第二十九章
邪巫的统治
不，我认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家，若要维护自由，政党是必不可少的：真正品德高尚者应当坚定不移地团结起来，组建一个政党，倘若敌人企图侵害平等的信条和人的权利，这个政党能够随时随地挫败他们的阴险图谋。
——杰斐逊的友人约翰·佩吉
新年里，与杰斐逊同住在弗朗西斯旅店的两位众议员——佐治亚州的亚伯拉罕·鲍德温和马萨诸塞州的汤姆森·J·斯金纳——给杰斐逊讲了一件事，这件令人不安的事发生在1787年。据两人描述，“在纽约和东部各州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联盟……其成员或是坚守部分君主制信条，或是受了谢司起义和旧国会无能的惊吓”。他们告诉杰斐逊，联盟的代表“甚至开会商议要武装夺权，建立新的政府。他们互通信件，还派了一位代表去见华盛顿将军，寻求他的支持”。
华盛顿没有参与这项阴谋，与此同时，由弗吉尼亚州倡议的制宪会议召开了。然而，（这一事件中的）君主主义者曾经一直——并且现在仍然——在等着新政府的垮台，君主制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
1797~1801年杰斐逊担任副总统期间，政治气氛达到白热化程度。一次，康涅狄格州联邦党众议员罗杰·格里斯沃尔德羞辱来自佛蒙特州的民主共和党众议员马修·莱昂，说他怯懦无能，于是莱昂一口唾沫啐在格里斯沃尔德的脸上。莱昂是个以激烈言辞攻讦敌党著称的报人，联邦党人趁机提出动议，要将他从众议院除名。然而，动议未能通过，格里斯沃尔德在懊恼之下，挥舞手杖攻击莱昂，莱昂则抓起壁炉旁的煤钳反击，两个人就这样在众议院大打出手。
举国上下都在担忧，杰伊条约签订之后，可能与法国爆发战争。1798年3月，亚当斯透露，一项旨在与法国修好的外交使命失败了，因为三个法国官员——政府文件中称他们为X、Y和Z——不仅伸手索要贿赂和巨额贷款，而且还要求美国公开道歉，如此才肯恢复条约风波之后中断的两国贸易。这一政治事件在美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美国人觉得受了法国人的侮辱，越来越多的人叫嚷着要与法国开战。据杰斐逊说，法国官员勒索未遂的消息“对共和派心理上造成的冲击之强烈，自我国独立以来还未曾见过”。
约翰·亚当斯发表咨文，号召美国人民备战。他下令全国“迅速、果决、团结一致地采取”措施，维护“我国以航海和贸易为业的公民的权利，保护任何易遭攻击的领土不受侵犯，贮存武器弹药，建立铸造厂和兵工厂，并扩充国库，以备支付非常开支和弥补贸易损失引发赤字的不时之需”。美法两国由此进入“准战争”状态：尽管双方都未正式宣战，美利坚合众国与它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盟友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残酷的海战。
这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时期，接二连三的战事激起了全国上下的忧虑，担心法国势力和法国密探的渗透。亚当斯借机发动攻势，意图压制国内的不同政见（这不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以国家安全为名，行限制民权之实）。值此之际，杰斐逊扮演起他最能胜任的角色：一位滔滔雄辩、捍卫个人权利的斗士。
亚当斯政府引发最大抗议声浪的举动，是广为人知、合称“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的四项法案。这些议案在战争阴云的笼罩下获得通过，赋予总统特别权力。民主共和党人认为，这些权力是以国民的自由为代价的。《敌对外侨法》规定，总统有权将他认为有危害性的侨民驱逐出境。《惩治叛乱法》则判定言论自由是违法行为，禁止任何人“撰写、印刷、口头或书面发表……任何错误、丑化和恶意的言论，倘若这些言论蓄意中伤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或美利坚合众国国会两院之任一院……或导致它们……遭轻视或羞辱，或煽动美利坚合众国善良人民仇视它们，不论针对以上所有机构，抑或其中任一”。
此后一段时期内，国家严重分裂，两个阵营之间剑拔弩张、言辞激烈。杰斐逊和他的民主共和党同僚认为，美国人自由的终结不再是一个预言，而已经是赤裸裸的现实。“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辩护。”约翰·泰勒写道。他接下去说，政府如今“生生造出一条法律，若要依照它，即便向上帝祈祷好光景都是非法的了”。
一些民主共和党人觉察到，这是君主独裁思想在作祟。杰斐逊昔日大陆会议的同袍约翰·狄金森以英国内战的历史为鉴，感慨亚当斯总统已经在歧途上越走越远：“当时固然不可置信，眼下同样令人震惊：我们的先祖为了逃避斯图尔特王朝的癫狂和暴政，不惜来到美洲这片千里之外、危险四伏的荒野大地。如今他们的后代子孙居然把愚蠢、自私的斯图尔特们的每一个手段、每一条借口都拿来据为己用。”
《惩治叛乱法》一旦获得通过，并由亚当斯签署实行，直抒己见这项基本的自由权利就有可能导致最高2 000美元的罚款和最长两年的监禁。“就我个人而言，我看这帮人仅仅是把这些法律当作一次试验，要试试美国人民对公然违犯宪法的行为究竟能够容忍到何种程度。”杰斐逊说，“如果获得通过，我们马上便会看到国会试图通过另一项法案，宣布总统终身任职，死后职位由他的子嗣继承，参议院也要改弦更张为终身制。”换言之，法案的通过意味着杰斐逊这一代人为之奋斗的事业将化为乌有。
亚当斯和联邦党人则不这么认为，他们相信，限制过度的自由正是为了保护自由。战争威胁真实存在，而战争时期便需要施行非常手段（况且《惩治叛乱法》的有效期限仅到1801年）。亚当斯和他的盟友认为，大量涌入美国的外侨和毫不留情地质疑政府合法性的报界，这两股力量倘若合流，很可能是致命的。
麦迪逊在1798年5月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政情：“在赋予一国政府的所有权力当中，处理与他国关系的权力看起来最易遭到滥用，因为处理的过程可以隐蔽，也可以公开，或者为了达到营造特定舆论的目的，挑选公开的内容和时机……或许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为了对抗来自国外的危险——这危险是真的也好，假的也罢——必得以牺牲国内的自由为代价。”极端的时期似乎理应采取极端的措施。
1798年2月15日星期四，杰斐逊与亚当斯一起用餐。“在场的人很多”，杰斐逊写道，不过两人还是在餐后找机会聊了两句。他们谈到了上涨的物价（当然了，这都要怪汉密尔顿的“银行纸钞”）。“我们接下来谈到了宪法……他说，任何一个共和国都必须有一个根基深厚的参议院，如此才可以抵挡一切民众风暴和怒潮。没有了它，共和国绝不会长久。……他还说，将保护国民自由的使命交托给一个平民议会……是彻头彻尾的幻想。”
在费城向一群示威者发表讲话时，亚当斯谈到了自己的长期观点：“我不打算浇灭好奇的热情，也不愿左右探索的自由，只是大胆做一预测：在经过最孜孜不倦、最不偏不倚的研究之后，你们之中活得最长久的那一个会发现，就教育的原则、机构和制度总体而言，再没有比先祖留下来的更适合传给子孙后代的了。”亚当斯如此倒退的教育观就像一粒老鼠屎，让杰斐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耿耿于怀。
在杰斐逊看来，就像生活有残缺遗憾、政治有力所不逮是活生生的现实一样，人类头脑的惊人奇迹和无限可能同样如此。“若从总体上评价人性，我属于那种抱有期待的人。”他在成为总统的21个月之前写道，“一个人只要检视一下已知的领域，就没有可能看不到任一科学分支都是浩瀚无际，正等待我们去发掘的。”
天文学、植物学、化学、自然历史和解剖学，这些“科学分支……值得每一个人关注”，杰斐逊说。他又补充道：“尽管伟大的学科仍未得到探索，我们无法划定它们的边界，但是我们的才智能够担当起认知的责任。”认为“人类的大脑无法再取得进步”是一种“怯懦的”想法。
杰斐逊为美利坚合众国描绘的蓝图是波澜壮阔的。不论某一代人取得多大的成就，为之奋斗的事业永续。“这一代人即将离开历史舞台，他们为人类的斗争做出了贡献，迎头痛击了统治世界数千年的专制暴政，因此理当得到嘉许。”杰斐逊说。然而，迎头痛击并不等于灭绝根除。
1798年5月在费城，大约1 200人上街游行，支持通过《敌对外侨法》。这些人向亚当斯呈递了一份声明，为政府的违法政策摇旗呐喊。亚当斯宣布5月9日为斋戒日——根据独立战争时期在弗吉尼亚州的经验，杰斐逊知道这样的政治招数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结果，亲亚当斯的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之间爆发了冲突。（新英格兰地区的民主共和党人纳撒尼尔·埃姆斯在日记中冷嘲道，“亚当斯的斋戒”意在“祈求上天的帮助来对抗法国人”。）据杰斐逊记述，“双方发生了打斗，轻骑兵被召到了现场。我是一大早写这封信的，因此还不知道详情细节。不过，看起来斋戒的意图就是要引发暴力。局势正迅速向骚乱演变。”这样的场景让杰斐逊回想起他在巴黎最黑暗的时光。
杰斐逊脑子里开始冒出阴谋论的念头。“不论是在住处还是任何其他地方，我知道我在费城的一切行动都受到监视，并被记录了下来。”他还担心有人拦截拆读自己的邮件。当时确实是一个多事之秋。1798年7月，弗吉尼亚参议员亨利·塔兹韦尔写信说起，恐怕《惩治叛乱法》会“迅猛无情地施行”。与此同时，杰斐逊料想一位宿敌即将到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可能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汉密尔顿最后婉言谢绝进入参议院。)
眼前的疯狂让杰斐逊想到了一种自然元素：火。“政治倾轧和党派仇恨抹去了这里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他在写给帕茜的信中说，“他们就像是以火为生的火蜥蜴。”
杰斐逊手头拮据，他由此产生了一种无力感。“此刻在这世界上，我能够支配的钱不超过50美元，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钱将是我仅有的积蓄。”他在1978年4月写道。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得知了自己姐姐婚姻不幸的内情。他姐姐玛丽的丈夫约翰·博林据说不但酗酒贪杯，而且虐打妻子。“博林先生的酗酒恶习会毁了他自己，毁了他的财产和家庭。”杰斐逊写信对波莉说，“酗酒可以说是万恶之首。”不过，他在这件事情上是讲求实际的，甚至是冷漠无情的。“希望我的姐姐能够对他多一点儿耐心，容忍他的劣行。这样做可能减轻他对酒瓶的留恋，或者至少能够让她自己的处境好过一些。倘若我们不得不忍受生活的磨难，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咬紧牙关，坚强面对，凡事都顺应现实。”
1798年1月22日，帕茜写信告诉杰斐逊，只有两岁的哈丽雅特·赫明斯夭折了。哈丽雅特是杰斐逊和萨莉·赫明斯的女儿，不过帕茜在信中对孩子的身世只字不提。
1799年8月，多利·麦迪逊造访蒙蒂塞洛。杰斐逊写了一封信，请她带给她的丈夫。信中提到了好几件事：蒙蒂塞洛制钉厂依照订单生产了一批铁钉、工匠抹灰泥的技艺，还有“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决议案”。为了保密，信里未提及家中任何重要的消息：萨莉·赫明斯此时又怀了身孕。1799年12月初，萨莉生下一个女孩，但是还没来得及取名，这个孩子就死了。
政治斗争依然残酷激烈。“别人告诉我，全国范围内由XYZ事件引发的狂热情绪已经极大消退，而‘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则在四处寻求支持。”杰斐逊在1798年10月说：“我猜想，一些州议会在此事上绝不会轻易让步。……至少这可能是克伦威尔派的目标，至于蒙克和保王党人（其势力或许最为强大），他们正在耍弄花招，企图复辟仁慈的国王陛下乔治三世。”
在这场政治危机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提及英国内战和其保王党获胜结局的字眼。杰斐逊直接拿17世纪的这段历史类比：克伦威尔派就是民主共和党人，蒙克是一位支持查理二世复辟的贵族，保王党人就更不用说了。杰斐逊想要说的话很清楚：他担心当今的君主主义者正寻求让一位英国国王掌控美国大权，也就是所谓的乔治三世。
“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实施之后，政府针对性检控的行径令人震惊。民主共和党的报纸主编遭到逮捕、起诉和审判，因为他们发表了被亚当斯政府视为具有煽动性的文章。这其中最著名的是费城《曙光报》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案和里士满《观察家报》的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案。
报纸主编不是唯一的目标。佛蒙特众议员马修·莱昂——一位出自联邦党根据地新英格兰的难得的民主共和党人——被控犯有煽动叛乱罪，罪状是他曾写信给《佛蒙特日报》，抗议《惩治叛乱法》（这封信是在法案签署施行数周之前就写好的）。莱昂在信中严词谴责了亚当斯总统所谓“不断攫取权力的野心……对荒唐的浮华、愚蠢的吹捧和自私的贪婪有着无穷无尽的胃口”。然而，这封信尽管言辞激烈，却绝对称不上有什么叛国的言论。莱昂是爱尔兰裔，联邦党人因此攻击他是“一个煽动叛乱的外国佬”，“可能给我们造成的危害远胜过战场上1 000个法国人”。莱昂因此遭到起诉、审判，并被定罪。主持审理此案的是联邦党人威廉·佩特森，华盛顿任命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佩特森判处莱昂4个月监禁，并处1 000美元罚款，并在判词中说：“马修·莱昂，身为联邦立法院的一员，你一定很清楚一个不受约束的政府造成的种种祸害。”
杰斐逊忧心如焚。“我不知道哪一点让我感到更加心痛：是我写信时需要提心吊胆，还是我们国家沦落到如此光景。”杰斐逊写道，“审判莱昂的法官们……成了全体国民恐惧的对象。”尽管被判有罪，莱昂本人倒是勇气倍增，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去监狱报到，在牢里谋求竞选连任众议员，而且最终获选。
对杰斐逊来说，“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不仅令他极度灰心，而且让他难以置信。“但凡记得我们所见证过的时代、所经历过的风雨，任谁能够相信，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依着流行新词‘机密’和‘责任’之名，不但贯穿每一次革命行动、来之不易的自由精神被四处围捕，就连英国的辉格主义普遍原则[17]也未能幸免，反倒是亲英的屈从恭顺信条大获全胜？”杰斐逊写信对纽约州首席法官罗伯特·R·利文斯顿说。
杰斐逊绝不是个置身事外的人：私下里，他动员民主共和党候选人竞选公职。1799年年初，他恳请约翰·佩吉谋求一个众议院席位：“敬爱的先生，请您务必全力以赴……因为每一票都可能决定哪派（在众议院）取得多数。”
还有更激进的举措：杰斐逊秘密为肯塔基州的州议会起草决议案，抗议“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麦迪逊为弗吉尼亚州起草了同样的决议案。）这件事于是演变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为美国的一个州服务，拟就了一份斥责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官方议案，并呈递到总统手中。《肯塔基决议案》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民主共和党文件，然而，杰斐逊在文件中一些过激的言辞威胁到了他热爱的合众国。在这份决议案中，他表示支持“联邦法令废止权”——如果一州认定联邦法律违宪，那么它有权拒绝执行。杰斐逊一向都倡导建立一个更强大、更有效的中央政府，而他在此提议的机制却只能引发混乱，几乎注定会导致国家的解体。
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主张国家主义的杰斐逊和主张联邦法令废止权的杰斐逊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然而，如果从性格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杰斐逊这样做便合情合理了。对任何能够服务于他眼前目标的手段，他都是大力赞成的。担任邦联议会代表期间，他希望提升邦联议会的地位；当选弗吉尼亚州长之后，他希望强化州长的权力；现在，他与联邦政府意见不合（尽管他是该政府的一名官员），因此他希望各州能够掌握控制权，以达成他支持的结果。他的思想理念未必会坚守不变，然而他从政和治国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他会动用情理许可范围之内的一切手段，把世界塑造成他想要的样子。
肯塔基民主共和党人兼该州众议院议长约翰·布雷肯里奇报告说，肯塔基州参议院对草案提到联邦法令废止权的部分犹豫不决。布雷肯里奇写道：“在参议院，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尤其是对这一句：‘由各州废止这些法令，将是正确的补救办法’。”杰斐逊经过一番考虑后，向麦迪逊承认，一条中间道路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我想，我们应当……将此事预留在这样一条轨道上，既不必一力推进至极端，但若情况许可，亦能够尽可能地向前推进。”
如果说在联邦法令废止权的问题上，杰斐逊的确是言辞过激了，那么对于党派问题的性质，他的观点倒是日渐成熟。“在任何一个自由和公民议事的社会，人的天性决定了必然会出现对抗的党派，出现激烈的歧见和冲突。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内，一方总是会在整体上压倒另一方。”他在1798年写给约翰·泰勒的信中说，“也许党派分歧是必要的，能够促使一方监督对方的行动，并向人民阐述各自的政见。……只需要一点儿耐心，我们将看到邪巫的统治很快就会过去，他们的咒语失去效力，人民恢复视力，看见真相。”
对杰斐逊来说，18世纪的最后10年不尽如人意，不过他从来没有真正绝望过。他知道搞政治需要贴身近攻，因此他尽可能消除自己对手的戒备。审理过莱昂叛乱案的最高法院法官威廉·佩特森曾这样评价杰斐逊：“只要真正认识了杰斐逊先生，就不可能与他结下私人仇怨。在政治上，没有几个人比我更激烈地反对他。直到不久之前，不论他的为人还是政见，都让我打心底里感到厌恶。”结果，这两个人碰巧一块儿旅行，途中交谈，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他的言谈很讨我喜欢。”佩特森说，“尽管我们两个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他的态度不偏不倚，没有偏见。”
1799年1月，杰斐逊给埃尔布里奇·格里写了一封信，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我赞成宗教自由，反对任何促成某一教派合法凌驾于另一教派之上的图谋。我赞成新闻自由，反对任何压制言论的违宪行为。国民针对其代理人的抱怨或批评，不论公正与否，都应该通过理性说服，而不是武力镇压。我赞成促进一切科学领域的进步，而不是借着神圣的哲学之名大声抗议……为了改善现状，应当往前看，而（不是）往后看，相信最黑暗蒙昧的时代才拥有政府、宗教、道德及任何其他科学最完美的形式，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我们的先辈所创立的更加完美。……我心中最挚爱的是我的国家，我的家庭、财富和我自身的存在全系于它一身。对其他任何国家，我没有点滴兴趣、丝毫依恋，也没有一星半点儿偏爱的动机。我只关心它们对我的祖国是否友好，友好到何种程度。
当然，杰斐逊也不是一味沉浸在空想之中。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反对“外侨法和惩治叛乱法”，其中包括发动友人撰写抨击文章，还和麦迪逊讨论影响公众舆论的策略。杰斐逊说，公众对民主共和党的立场是愿意听取的，他由此“相信，这个夏天是系统发动攻势、不计牺牲的最好时机。新闻报纸就是我们的引擎”。他把民主共和党的宣传册寄送给门罗，请他代为散发：“希望你能将这些小册子递到我们的同胞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手上……在此事上不要提及我的名字。”他还请弗吉尼亚州民主共和党的主席分发一些传单：“小册子从我处得来这件事，我相信你会严守秘密。”
在副总统任上，杰斐逊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一位坚定果断的政府领导人，能够在影响民意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约翰·泰勒1799年2月写信对杰斐逊说。泰勒信中谈到的是州长一职，不过他和杰斐逊都知道，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总统之位。
[17] 辉格主义普遍原则：英国辉格党建立于1678年，得益于1688年光荣革命带来的种种变化，遵循有限君主制和议会重要性等原则。——译者注
